往事可堪回首，一去又是经年。2018年4-5月，鸿茅药酒正处于风口浪尖上，舆论声音一边倒。在某些自媒体大V口里，鸿茅几乎成了“毒药”和“料酒”的代名词。
与网络喧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在汹汹舆论“讨伐”之下，鸿茅药酒经受住了这一年来的多番“论证”和严苛检查。
据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官网发布的消息， 不久前的4月29日，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陈洁、局党组成员、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杨凤屹、巡视员格日勒图等一行5人，深入到鸿茅药业，进行现场调研。调研期间，陈洁书记一行对鸿茅药酒的生产质量及管理方面予以了充分肯定，并就鸿茅药业的生产质量管理、依法合规经营、做好品牌宣传等与企业相关人员进行了座谈。
这个时间节点，对于鸿茅药酒来说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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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们常说，“让时间来证明一切”。
鸿茅药酒始创于1739年，距今已280年，沧海桑田，大约经历十代人。就在那年，呼和浩特新城——绥远城落成，驻守杀虎口的清廷正一品建威将军正式入驻，后改称“绥远将军”。
还是这一年，修了九十多年的《明史》，由张廷玉最后定稿，进呈刊刻。
从那时起，鸿茅药酒（当时叫红毛酒，1973年因为出口原因改名“鸿茅酒”）就一直没有断过。1931年，傅作义聘请古籍藏校宗师傅增湘出任绥远省通志馆总纂，1937年《绥远通志稿》撰成，该文献对红毛酒有这样的记述：“惟县属第三区厂汉营之隆盛荣，制有红毛酒一种，为本县之特产，色如胭脂，香浓味醇……有患腰腿疼痛者,饮之每奏奇效。故价值虽昂，销路仍极发达，近而山西、内蒙，远而外蒙各地，皆有行销,蒙人对之尤视为珍品。”
1934年，当年的绥远省政府（绥远省属民国时期的塞北四省，即现今的内蒙古中西部，于1954年并入内蒙古自治区），也对红毛酒的发展给予厚望，甚至还有段于今看来“神一般”的预言，不由让人怀疑是否我们当中有人穿越回那个时代。
省志《绥远概况》记载：厂汗营所产之酒，色如胭脂，香浓味醇，名“昭君红”，俗名“红毛酒”，每斤售洋八角，其制法当地人秘而不传。人多和烧酒饮之，盖质醇色艳，纯饮易醉，销路亦广。蒙人尤珍贵之。苟能明其制法，设立大规模工厂，加意制造，定能推销全国，实绥远之一大利源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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鸿茅药酒的功效品质，是凉城及周边的晋北、土默特甚至外蒙古人民，用两百多年的时间，十多代人来验证过的。这种验证，也可以看成是“大样本”，这种验证的伟大之处，堪比时下医疗学术界最热的“真实世界研究”。
历史总是在大浪淘沙，倘若品质有问题，“红毛酒”根本就传承不了十代人。
高寒地区，传统上人们容易得各种风湿关节疾病，而这些地方往往都会盛行药酒，时不时新冒出些作坊、字号，但更多是“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各领风骚没几年”。
清代直到民国时期，鸿茅药酒原产地厂汉营，所处的晋蒙交界地带，都出现过好多“药酒”，就连“红毛酒”，其实也一直不乏仿制者，但皆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淀下来，而且销路均远不如“红毛酒”来的广。
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内蒙的呼市、包头等地，都有不同版本的“红毛酒”。其中地方国营呼和浩特制酒厂、地方国营包头制酒厂所产的“红毛酒”，目前在7788收藏、孔夫子旧书网还能搜到相关的产品信息，于今已近70年的历史了。
在这些仿制的“红毛酒”中，以呼市酒厂所产更为经典，其“红星牌”红毛酒、“鸽马牌”红毛药酒，都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产的，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烙印。
1956年到1963年，当时的内蒙轻工化工厅，曾委托呼和浩特制酒厂，针对“红毛酒”做工艺技术改造研究，并在呼市医院和回民区医院进行临床疗效对比试验。从档案资料上看，这项研究的开展，是在卫生部药政司和中国中医研究院（现中国中医科学院）中药研究所的指导下进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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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十多年前的呼和浩特制酒厂，就是今天内蒙古金元集团的前身。凭借红毛酒厚重的历史沉淀、文化内涵和消费者认同基础，呼版“红毛（药）酒”，五六十年代曾在山西省、广州市有过不错的销售。1956年九两装的售价为2.7元，而那时普通职工的月薪为三四十元，城市居民一个人月均生活费用也就七八元。
在孔夫子旧书网上，就有1956年，中国专卖事业公司山西省公司，呼版“红毛（药）酒”的原始档案资料。据上面的信息，当时山西省内，“红毛酒”销售最好的地方，是忻县（今忻州市）、榆次（今晋中市）。而这两个地区，正好是清代、民国，旅蒙晋商密集地。
耐人寻味的是，红毛酒的发明人，是康乾年间，旅蒙经商的榆次商人王吉天。王吉天本为中医大夫，走西口经商有成后，在榆次、太原、包头和归绥（呼市）等地开有票号、商号。而红毛酒的原产地厂汉营（来自蒙语“察哈尔”营，地属察哈尔镶蓝旗），其汉族移民多来自山西忻州、崞县（现原平）一带，故而地名曾一度改为“崞阳庄”。
对于红毛酒在山西省内的影响力，可通过当时忻县专卖事业分公司领导的一段批语印证（资料来源同上，感兴趣的朋友，可自行查证），“业务科：根据各界反映，红毛酒是有威信的，估计大瓶替代小瓶问题不大，希考虑确定”，时间为1956年11月29日。
现存的呼版“红毛（药）酒”瓶签、说明、销售传单，基本都是蒙汉双语对照版本，对“红毛酒”的定位，是“驰名特产”。另据一份1956年卫生部委托北京药品检验所、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进行研究的档案文件，对红毛酒的描述为“内蒙古自治区特产之名酒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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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尽管渐已远去，但往事并不如烟。靠现存的一些档案、旧物，将几个地名关联，我们就能从碎片中，拼接出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。榆次、忻州、雁北（雁门关以外的大同、朔州地区）、凉城、呼市、包头，都是康乾以来走西口的重地，又都是旅蒙晋商的往来地。
在清代山西、内外蒙古的移民和商贸网络中，厂汉营正好位于一个重要地理“节点”上，此地距离大名鼎鼎的“西口”——杀虎口长城，仅几十里地。除了移民、商贸的重要结点外，该地区的气候条件，地形、地貌、地方物产，也是成就“高品质药酒”“驰名特产”的关键要素。
《绥远通志稿》记载：“一区之大厂汗营村，在清末时有大商号大盛公、德集玉、兴泰当、万义当等商号。入民国后，相继歇业。继之而新设者，有恒盛源、隆盛荣、德庆永、和盛泉、复茂兴、广聚成”。文中的“隆盛荣”，便是王吉天后人开设的专门制售“红毛酒”的大商号，今天鸿茅药业的前身。
凉城县境地形多丘陵，属于典型的高寒地区，年平均气温2－5℃，全年极端最低气温-34.3℃，实际体感温度还得低上10多度，冬春两季西北风怒号、风速较大，而且清代的居住条件，大多数窑洞，好处是天然空调、冬暖夏凉，坏处是阴冷潮湿。
凉城是这样，周边的雁北、乌兰察布、呼和浩特、包头，情况也都大同小异。这种地理气候条件，使得当地居民，在传统上很容易得各种风寒湿痹之症。特别是另外两类群体——牧民和长途跋涉的商人，更是如此。该区域的另一大特点，就是地广人稀，求医问药不是很方便。
相对于煎药，药酒有独到的好处，可缩小剂量，便于服用，药物吸收性也好，省时省功。更重要的是，可以远距离搬运、长时间保存。为何红毛酒，清代、民国会在晋蒙地界上流行，并更受蒙民欢迎，这就是基础。
受生存环境、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，实效便捷的药酒、鼻烟壶，曾是蒙古族牧民日常生活中的标配。当然相对于走西口垦荒种地的农民而言，药酒、鼻烟壶，同样是旅蒙商帮的挚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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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鸿茅药酒长达近三百年的传承史中，还有几段为凉城父老津津乐道的佳话。其一便是1830年，由察哈尔都统进献给道光皇帝，道光皇帝饮用后甚喜，钦定鸿茅药酒为宫廷御酒，自此红毛酒声名大震，身价倍增。
老百姓对历史不熟悉，说是进献给道光的，是察哈尔亲王。其实，真正的察哈尔亲王，只有末代蒙古大汗之子额哲，及孙子布尔尼。布尔尼联合吴三桂反清，遭到失败后，察哈尔部由亲王制，改为八旗制，旗的最高长官是总管，由朝廷直接任命，乾隆年间又设察哈尔都统。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凉城生产的鸿茅祛风酒（鸿茅药酒的外销品名，基于出口创汇需要，也是为了政治正确，由红毛药酒改名）；以及七十年代呼市制酒厂生产的“茸参虎骨药酒”（处方以红毛药酒方为基础），都曾作为国家特殊商品，出口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前苏联、蒙古等20多个国家和香港、澳门地区。那个年头，这是倍感殊荣的事情。
— 结语 —
关于鸿茅药酒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，其实有太多的东西可说。鸿茅药酒只是中医药文化、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，也是沧海一粟。其背后还承载着走西口移民、旅蒙晋商、红色老区的历史记忆。其诞生和发展，有着深刻的地理环境、历史机缘、特定背景下的生存状态等复杂因素，也夹杂着丰富的民族感情。
喧嚣过后，总是要回归理性的，特别是对于能够传承十代人，能被历史上绥蒙、山西、蒙古近20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、数以百万计的人口认可；能被历届政府、历史名人认可的“驰名特产”，更应该怀有审慎的态度。诚如此，于国于民于己，都有好处，上对得起祖宗、下对得起后代。
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时代，有带领我们实现“中国梦”伟大的党，有民族团结和谐的良好政治局面，有政府部门的依法管理，还有可以用来求证一些事情极为便捷的信息化工具。以一种理性的姿态，求得一些真相，其实，都并非难事。
往事已矣，且行且珍惜。
责任编辑:李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