汪恒
这个不寻常的春节，我们每天都在接受大量来自或者关于武汉的消息，作为这一次肺炎疫情的风暴中心，武汉抗击疫情的成败，关乎全局。
武汉现在的情形如何？
一方面，每天我们都能收获充满正能量的好消息。各地医疗队伍和人民解放军星夜驰援，大批物资运抵，患者出院，“火神山”之外还有“雷神山”，市民情绪大体稳定，武汉人依然保持乐观。
但一方面，我们的眼睛与心灵依然在遭受捶打。前线物资短缺，医院被迫分头求援，医护人员超负荷工作濒临极限，门诊大厅水泄不通，患者在多家医院辗转依然无法收治。
这里面似乎有死结，甚至会导致“死局”。
核心症结其实在于一点，就是千万人口城市的海量患者，正在向设有发热门诊、具备肺炎筛查资格的有限医疗机构蜂拥而来。
这里面有潜在的患者和疑似人群，也有普通流感和普通感冒者，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发烧、具备类似症状的患者，可能也会有完全无症状、但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较担忧的正常人。
无论是场地、设备、人员、还是物资，医疗机构都无法承受这种蜂拥而来的压力。
这就是可怕的医疗挤兑。
挤兑本来是个金融概念，说的是银行在收到储户存款之后，不可能将所有的存款都备在那里预备储户提款，只会留一部分准备金，其余部分放贷或是通过其他市场配置，这样才有利润支付储户的利息，并且产生利润。
但如果储户担心银行倒闭，一股脑儿同时到柜台要求提出存款，银行的准备金就不够用了，如果不能平复储户情绪，寻求外部资源，银行就完了。
说句题外的，前几天有个说法，说主政某公原系金融大佬、银行出身，所以举措种种都像是银行糊弄监管的翻版。
这当然是调侃。但同样的挤兑场景，还真是将医院和银行拴在了一起。
对于医院来说，挤兑就是本来应当均匀释放的医疗需求，一股脑儿集中爆发了，超出了医院场地设备物资人员的承受限度。
医院可能不会倒闭，但它会挤爆，医生会崩溃。
这种挤兑有多严重？来做个简单的测算。
研究显示，武汉所在的湖北省，2015年流行性感冒发病率为15.82%。
这些年由于环境等种种因素，发病率其实还在上升，姑且当它没变。同时也不考虑冬季多发因素，姑且四季做个平均。这样算，这个冬天武汉人民的流感率约为4%，这段时间打个对折，2%。
根据2018年末统计数据，武汉常住人口1108万人，户籍人口883万人，就当大多数外地人封城前已经离开，算900万人，乘以2%的流感率，那就是18万人。
18万人都想在第一时间涌入医院，确认自己到底是普通流感，还是冠状病毒肺炎。这还不算普通感冒和其他病患，不算忐忑不安的健康人。全算上，至少好几十万人。
平心而论，武汉的医疗配置算不错了。虽然不如北京上海，但在二线城市中已属一流。全市三甲医院47家，同济、协和都是全国顶尖水平。但这扛不住几十万人的蜂拥挤兑。
另外，除了门诊之外，确认患者、和高度疑似患者，很多都需要住院留观。武汉其实为应对疫情专门组织和抽调了床位，一开始800张，后来增加到2000张，3000张。
面对潮水般涌来的数十万人，这只是一叶小小扁舟，风波飘摇，不知能渡人几何。
时下，绝大多数令人揪心的新闻，都是挤兑的连锁反应。
因为挤兑，患者必须在阴冷潮湿的凌晨排队三四个甚至六七个小时，才能得到一次检查的机会。
而真正需要诊疗的对象被挤兑隔绝，已经出现症状的患者辗转于多家医院，一律被告知，床位已满，只有怀着等死的心情回家。
因为挤兑，医院的口罩、防护服等物料被一日之内数以千次的诊疗动作消耗殆尽，医护人员被迫赤手空拳，以血肉之躯走上战场。
物资的后续补充需要时间，向上级求助无果，医院只有硬着头皮打破潜规则，直接向社会求援。
因为挤兑，在水泄不通的医院大厅，医护人员的精力濒临极限，他们和患者的情绪都处于崩溃边缘。甚至出现了患者撕扯医生防护服、朝医生吐口水的无耻一幕。
同时，求治无果的市民甘愿顶着唾骂，想尽办法出城逃亡其他城市。
在脑中泛起的求生欲面前，道德信条依然如此苍白。
人性一如既往经不起考验。
更可怕的是，因为挤兑，健康人群、易感人群和病毒携带人群，产生了大量流动、聚集与互动，无序、无谓、而且有害。
患者在数家医院辗转，这会带来什么？
接踵摩肩的医院大厅，这不是病毒扩散的最佳温床吗？
这里面最大的风险，就是病毒在交叉感染中形成第二轮、第三轮爆发，战役将变得漫长，人类将付出更大的代价。美国、法国竞相撤侨，正是对这种风险的担忧。
为什么产生这种医疗挤兑？
从昨天开始，不少人开始关注疫情中的人群恐慌心理，这说明我们对问题的研究和分析深入了。这是好事。
但其中也出现了不少偏颇的观点，值得注意。下面这段就挺有代表性。
不去深究其中的数据来源。将恐慌心理视为医疗挤兑的重要原因，这是很敏锐的。
但如果把恐慌心理归罪于媒体煽动，甚至再进一步，归罪于武汉人、湖北人、甚至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，国民性。这就是偏颇了。
这不是真相，也不利于解决真正的问题。
其实，心平气和想一想，现代心理学、人类学、社会学、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，一直在反复证明，反复向我们提示。恐慌，本来就是我们心理特质的一部分。其实我们自己也明白，我们都是凡人。
人类不是完美的生物，人类的心理特质有很多缺陷，个人心理如此，群体心理更加如此。
从众心理，信息不对称之下的焦虑，群体性恐慌，我们与生俱来如此，虽然个体或有个例，但群体从未摆脱。与此同时，人的趋利避害本能，又会导致个体在行为决策上的局部利益优先，可能对整体不是最优，但这就是博弈的必然结果。
这种心理特质和个体博弈选择叠加，难免导致群体恐慌，引发挤兑，甚至踩踏。
对封城之内的武汉人来说，各种官方媒体、官方渠道的权威消息，其实一直在反复提示，明示或暗示，有症状就应该去医疗机构筛查。这是政府要求，也是个人的需要。大家的行为都按这个来，自然而然就会挤兑。
疫情扩散，城市封锁，本来就会使人处于恐慌一触即发的心态之中。而管理和应对的缺失，则会将这种心态点燃，产生链式连锁反应。
咱们设想一个场景，如果你是个正在高烧的武汉人，你是去医院尽快确诊，还是在家赌一赌，赌它是场普通感冒呢？
你是个凡人，你怕死，你有家人孩子，你怕传染他们，你多半会选择去医院。
结果到了医院，你发现人潮汹涌，物料短缺，你的恐慌被大家的恐慌点燃了。这个时候，你是回家耗着，还是再换一家医院碰碰运气？
一家一家医院都是人满为患，你的体温越来越高，肺部也出现症状，但还是不能安排你入院。你的焦虑、紧张已经快到极限，这个时候，邻居悄悄告诉你，有条小路可以绕过封锁线，开车冲到上海，马上就会被医院收治。
你会不会想试试呢？
恐慌心理和博弈选择的叠加都是这样，每一个人在自己心理和价值体系驱使下，走的每一步，似乎都是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，但结果就是大量无谓的人员流动、交叉感染、资源消耗、风险累积，最后爆发。
对此，上位者自然可以大声疾呼人民群众识大体顾大局，可是会真的有用吗？
如果喊几句道德口号可以提高人类道德观念，早就世界和平，遍地圣人了。
更何况，围城之内的武汉人，和围城之外的你我都一样。我们都是凡人，道德水平都差不多。
武汉人是在做牺牲，但这不意味着这，可以要求他们，迅速变成超越人类心理弱点的圣人。
下面到问题关键了。
群体恐慌和个体博弈心态是医疗挤兑这个死局的重要原因，他们又是客观存在的。这意味着什么？
意味着特殊时刻的公共政策，必须把可能导致或面对的群体恐慌、个体博弈心理，予以充分考虑。
对武汉来说，疫情本身会导致恐慌，封城令也会加剧恐慌，就算把所有“妖言惑众”者全抓起来，大小媒体自媒体噤若寒蝉，恐慌还是会如期而至。
而恐慌的人群蜂拥而至，对医疗机构的可能造成的压力，在下达封城令、启动应急预案之前，究竟有没有考虑？
你的处置，会不会让恐慌和挤兑变本加厉？
应该说，武汉方面并非没有考虑。
按照1月23日武汉市卫健委的答记者问，武汉防治体系的顶层设计，是7+7机制，7家大医院对口支援7家定点诊疗医院（后来增加到9家），61家设有发热门诊的医院进行筛查，将疑似和确诊病例送往定点医院。
光靠这些面对几十万人肯定不够，必须依靠社区医疗机构，在社区层级分散完成初步筛查，根据情况分类处置，逐级转诊。这是1月24日第7号通告的主要内容。
将数百家社区机构动员起来，分层分类处置，将汹涌而来的几十万市民化整为零，再配合外部人力物力支援，改善物资供应分配，是目前破解死局、缓解医疗挤兑的关键所在。
但是，到目前为止，医疗挤兑的种种表现还在暴露，发酵。
大家蜂拥而至导致的医疗压力和物资短缺还很严重，哪怕全国各地物资正在源源不断送往武汉，武汉的医院仍在苦苦求援。
这是十句哥的妹妹工作的医院，武汉市第一医院，是抗击疫情的前线，目前仍然物资匮乏，医生仍然赤手空拳。
这也许是分层分类处置动手不够及时，也有可能是执行层面没有跟上。
人们的普遍行为模式，是看病往大医院跑。恐慌之下，这种大医院依赖症只会变本加厉。如果分层分类的安排只是一个倡议，就算能将大医院拥挤危险的信息充分向居民传达，也未见得能改变多少大家的行为。
光倡议不行，得有主动的引导，甚至必要的强制。
所以，破解死局的关键，就变成了如何将分层分类筛查诊疗落到实处。
可喜的是，有关方面，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。
武汉的第9号通告，宣布从1月26日0时起，开始对城区私家车进行交通管制。同时，全城分区域管制也在细化。汉口、汉阳、武昌分区采取不同政策。情况最为严重的汉口区域，再进行更加细致的管控。
这些措施，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减少人流、控制交叉感染之外，它其实也是引导和强制市民分散进行筛查，缓和医疗挤兑的必要手段。
当区域细化到一定程度，无法跨区域流动，到区域内的社区基层医疗机构完成初步筛查就是唯一选择了。
这其实也是中国防疫先驱伍连德博士，在一百多年抗击东北大鼠疫时的宝贵经验。当时，他在鼠疫疫情最为严重的哈尔滨傅家甸地区，实施了中国最早的防疫隔离。
傅家甸地区本身并不辽阔。但伍连德仍然将全区细分为蓝、白、黄、红四个区域。区内居民按不同颜色分发证章，非特殊情况不许离开区内。
这个安排不仅是为了控制一般的人口流动，也是为了分区实行医疗处置。伍连德在每个区域安排了专业医生、一般护理人员，并配以维持秩序的军警。医护人员和军警也仅在区域内活动。
分区诊疗井然有序，对于在科技落后、药物缺乏的情况下迅速扑灭鼠疫，居功至伟。
除此之外，伍连德的经验还包括分区内的主动筛查。每天，每个区域都会派出40余支搜查队伍，在严密的防护下挨家挨户检查疫情，遇到病患或疑似患者马上隔离，并对房屋进行消毒。
1月24日武汉的7号通告，也包括分区域进行主动排查的内容。
希望这项工作，确实能够严密有序的开展下去。在机动车禁行之后，如果只有强制，没有服务，部分行动困难的老年或特殊人群，处境会更加困难。
处置不当，旧的恐慌没有解决，新的恐慌又会接踵而来。
希望这一次的措施，真能落到实处，发挥作用，破解死局，缓和挤兑。
为这场战役迎来真正的转折点。
虽然分层分类处置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并不容易。它需要决策层的魄力与决断，对人类心理特质、对资源与需求匹配状况的深刻理解，更需要一层层高效得力的执行。
从近期种种问题，例如一线物资供应分配链条的问题来看，这对有关方面的要求，其实是有点高。
但除了把这条路打通别无他法。分层分类筛查诊疗，其实是在需求客观存在的情况下，把手中资源的统筹和匹配做好，尽可能满足需求。
对需求和需求背后的人类普遍心理，视而不见，或是贴上“不道德”“不理性”标签，没用。
同时，统筹和匹配打不通，外来的支援再多，也作用有限，就好比全国人民雪片一样的八方援助，到不了医院的手里。
你修了火神山，雷神山，两千多张病床，如果精准用于确诊和重症患者，这是一支生力军，可统筹做不好，一堆感冒患者蜂拥而至，再来个喜马拉雅山也没用。
水再多，你的喷头堵了，田还是会干的。
当然，分层分类诊疗的理想状态，是社区一级可以完成病毒筛查任务，最大化缓解上级医院压力。但客观来说，技术有瓶颈。
目前确诊靠试剂盒，试剂盒的产能正在逐步提升，运输瓶颈也在打通。
但试剂盒检验的门槛问题没有解决，检测需要生物安全二级防护，人员需要三级防护，基本上只有部分三甲才能完成。所以，现在的社区卫生机构只能靠症状加上胸片综合判断，无论是效率，还是准确性，都达不到为上级医院完全缓释压力的要求。
十句哥希望，咱们的科技和工业能够形成跨学科合力，在现有试剂盒底层生物技术的基础上，通过AI模块的外壳，或是其他方式，形成一个封闭的、安全的、具有完整功能的检测单元，以车载或可装配检测屋的形式，降低应用门槛，实现完整筛查功能的下沉。
但即便如此，再先进的技术和产品，依然离不开高效的组织管理。
需要在位者履职尽责，不要蠢，不要坏，更不要又蠢又坏。
武汉是这样，那些周边和其他省份，形势同样严峻、获得的关注和资源却远远不及的中小城市，就更是这样了。
除此之外，宣传工作也很重要，通过正面引导，可以缓和一些大家的焦虑和紧张情绪，信息公开，也有利于减少恐慌。
但这代替不了，对恐慌做好准备，对已经存在的恐慌，做出的引导和管控。
至于辟谣抓人，在当下各种消息乱飞的时候，有用，必要。但这一切的目标绝对不是弄个万马齐喑，或是一派琴瑟和鸣。
信息真空无法掩蔽恐慌，只会为新一波谣言提供温床，让恐慌更加无序。
其实，在这次战役中，中国的科学家和白衣战士，在很短时间内便摸清了病毒面貌，开发了检测产品，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，这本来是一把好牌。
希望玩牌的手，莫要辜负，也拿出一把好手的样子。
武器精良，战士勇猛，可负责分发武器的军需官脑子进水，导致一败涂地，这才是千古奇冤。
最后，有个不太恰当的比喻。
好比有一条船在这儿，船舱正在进水，水还不多，但还在增加。
一种船长，会旁若无人继续开船，如果有人胆敢叫嚷船在进水，就把他的嘴巴捂着，或者干脆扔下船去。
一种船长，会在没有做好任何准备的情况下，大呼小叫，结果大家争相逃到船尾抢救生艇，本来不至于沉没的船，因为瞬间失去平衡，竟然翻了。
这两种，都是脑子有水。
而真正睿智的船长，会在向大家如实通报情况的同时，将船分成几个区域，每区各出一人编成一组，老弱妇孺优先，一组一组撤离，维持船的平衡，留下的精壮力量，利用赢得的空间和时间努力修补，最后堵上漏洞，安然无恙，继续劈波斩浪。
你别笑，真有把局面越搞越糟的船长。
公元前597年，春秋时期，晋国楚国争霸，在黄河南岸的邲地爆发决战，晋军接战不利，向北撤退。
撤退需要北渡黄河，脑子有水的晋国主帅荀林父，下了道奇葩命令。
先渡河者有赏！
结果本来秩序还算可以的晋国败军大乱，大家争相抢夺船只，局面彻底失控。上不了船的士兵，拼命用手抓住船舷，船只一条接一条翻沉。
有心狠的，在船中直接拔刀去砍战友的手指头，才算逃出生天，但船中手指也堆了一座小山。
威风赫赫的晋军一败涂地。
另一面阵地的楚军见此乱象，对于敌军统帅下命令竟然如此不顾后果，实在无法理解。
他们若泉下有知，肯定不希望两千年后，楚地的后代子孙，愚行有过于此。
责任编辑:李斌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