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中国近代文化先驱，李叔同在音乐、美术、戏剧、书法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李叔同出家后号弘一，为民国四大高僧之一，律宗第十一代世祖。综合看来，李叔同之所以备受世人景仰，享誉海内外，除了身怀卓越的艺术才华及对律宗的研究弘扬，更在于其深具家国情怀与忧国忧民意识。
李叔同一生爱国，创作了《祖国歌》《我的国》《大中华》《出军歌》等多首主题鲜明，承载其理性思考及爱国情怀的诗词歌曲。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时，李叔同怀揣爱国之心，以笔为矛，借助诗词等艺术体裁倡扬中华文明，提升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，增强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，振奋民族精神。
庚子之变的次年，李叔同牵挂亲友，遂北上探亲。抵达天津后，他沿途目睹津城经历浩劫后的惨状，城墙遭到严重破坏，大量房屋被烧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可谓兵连祸结，满目疮痍。正是这次探亲的所见所闻，令李叔同悲愤填膺，回到上海之后，有感于亲见八国联军侵华不久后，津门当时满目疮痍的惨状，不长时间他便写成悲愤感怀诗多篇，编入以日记体所成之《辛丑北征泪墨》。从其中的《南浦月》到《夜泊塘沽》等诗词，足见李叔同对国破家亡、山河沦陷的无尽悲哀，深沉的爱国忧国之情跃然纸上。
1912年，李叔同作《满江红·民国肇造志感》，其中有“魂魄化成精卫鸟，血华溅作红心草。看从今、一担好山河，英雄造”之句。适逢清王朝覆灭，中华民国成立，李叔同欢欣鼓舞，以慷慨激昂之势抚今追昔，赞美英雄，警醒世人，将期待社会变革、渴望国家强盛的家国情怀与英雄梦想寄寓其中。由此可见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，李叔同的家国情怀已注入更为自觉的理性思考。
李叔同的爱国情怀还体现在其爱才惜才的教育理念上，从其与刘质平的交往上可见一斑。两人关系密切，书信往来频繁，情同父子。刘质平就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时，就深得教师李叔同赏识，后李叔同资助其东渡日本，入东京音乐学校深造。刘质平后来成为中国现代著名音乐教育家，他谨记恩师教诲，积极从事音乐教学实践，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。
出家后的弘一曾应邀为厦门第一届运动会创作会歌。这首会歌将强壮体魄与抵御外辱联系起来，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，饱含家国意识，催人奋进，荡气回肠，他用音乐激励民众抗日斗志，号召国人团结起来，收复失土。
弘一在青岛湛山寺讲律期间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，手写“殉教”横幅以明志，并写下题记：“为护佛门而舍身命，大义所在，何可辞耶？”弘一回到厦门，风云跌宕之际，各方友好劝其内避，他大义凛然曰：“为护法故，不避炮弹”“倘值变乱，愿以身殉”。中华民族遭受日寇入侵，民族危亡之际，弘一秉承强烈的历史使命感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，舍身弘法，体现出强烈的救亡图存和社会担当意识以及高昂的爱国热情，他的家国意识在社会动荡时期不断升华。
除了诗词歌曲，李叔同出家后的修行亦贯穿着心系苍生、情牵社稷的家国情怀。通过《弘一大师全集》等著作，可看出弘一基于自身所处的社会背景，立足世道人心，主张通过具体修行路径来引导人们怀有改过迁善的赤子之心。至于弘一后来缘何由有部律转为南山律，则与他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佛教的实际来思考宗教的习惯有关。由上可感知到李叔同自觉的文化担当意识与家国同构的理念。
抗战时期，弘一胸怀国事、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更是让人钦佩不已。爱国爱教是佛教的优良传统，也是佛教教理教义的重要内容。尤其近现代佛教改革倡导者太虚，基于当时佛教积弊提倡“人间佛教”以来，中国佛教界本着爱国爱教传统，慈悲济世、无我奉献。抗战爆发后，民族生死存亡紧要关头，弘一提出“念佛不忘救国，救国必须念佛”的理念，并组织佛教徒救护队，开展战时救护工作，为抗战倾心尽力。可见弘一未因出家而消极避世，其对国家和民族的热情始终未减。“念佛不忘救国，救国必须念佛”，是对佛教爱国爱教优良传统的继承发展，体现出弘一忧国忧民的意识及无我无畏精神。此理念在宗教的形式中蕴涵世俗性，赋予佛教文化新的时代内涵，体现出佛教的现实关怀及现世性特质，极大鼓舞了全国佛教徒的抗战意志。同时，弘一多次在不同场合表明为国殉教之志，彰显“共纾国难于万一”的爱国精神及“高标矗晚节”的不屈风骨，令世人敬佩。
如今，坐落于海河畔李叔同故居纪念馆内的弘一法师纪念亭上，悬挂着“高风劲节”匾额，向世人展示着这位享誉中外的天津历史文化名人浓厚的家国情怀。从现实层面来看，应更加重视李叔同家国情怀的突出代表性，并赋予其新的文化意蕴和现代表达形式，从而更充分发挥文化先驱李叔同爱国精神典范的作用。（作者耿静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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