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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跨国流动的中国人，对解释中国有着重要意义。
本文通过对中国援坦桑尼亚医疗队的田野调查，深入刻画了他们在非洲枯燥的日常生活，希望通过这一分析，展现医疗队取得成绩的背后，其所支付的不为人知的代价。
同时也有助于理解其他医疗队状态和整个援外机制，乃至在一般意义上中国当下正在发生的大范围、高强度的跨国流动。
作者试图用“悬搁”描述他们的生活状态，并指出，“悬搁”状态是一种集体的“反社会性”行为，它反映的是医疗队队员的“期待”对象并不在身边，而是抽象的国家和遥远的家人。
摘要：本文通过对中国援坦桑尼亚医疗队的田野调查，试图用“悬搁”描述他们的生活状态。
队员通过强调工作与生活上的困难，建构了与非洲的距离，从而排斥进入当地生活，希望自己能“悬”在当地社会情境之上，“搁”在此时此地之外，保持与周围人士最小范围的接触。
“悬搁”状态导致的生活沉闷和人际摩擦，反过来强化了“悬搁”。
本文认为，“悬搁”状态说明了，生活在共同物理空间的队员，并没有形成有意义的“社会团结”，队员的真正互动对象是抽象的国家和遥远的家人。
援非动力来自于队员们对国家的“期待”，即对某种未来承诺的期许，这是一种犹如“礼尚往来”的互动机制。在“悬搁”中“期待”，说明了两种状态的密切关系。
从1963年至今，中国政府不间断地向非洲派出医疗队。
这不仅在中国对外援助史上绝无仅有，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十分少见。
但是，中国社会科学界却很少关注这个问题，基于实地调查的经验研究几乎没有，国外学者中只有徐小丽有所研究。
这一缺憾或许反映了中国学术与现实之间的落差：在解释中国的努力中，跨国流动似乎并未引起充分的重视。
对很多人来说，研究中国社会就是研究中国境内的中国人。
例外的是李安山与张春的研究，但是他们的研究侧重中国医疗队在外交领域发挥的作用。
参见：李安山.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历史、规模及其影响[J].外交评论, 2009,（1）; 张春.医疗外交与软实力培育——以中国援非医疗队为例[J].现代国际关系，2010，(3).
援非医疗队显然是一个例外。医疗队既不是旅居海外的华侨华商，也不是前途未定的留学大军，更不是政府的外交官员，而是一批目的明确、逗留相对短暂的（一般为两年）专业技术人员。
他们固然是由国家有计划派出的、负有重要外交使命的团队，但它并非一台完成国家任务的机器，而是一支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队伍。
这些人有自己的生活背景、出国动机、专业经历、社会关系、家庭纽带等等。在非洲，他们要面对具体的挑战，应付各种困难，处理新的关系，并以新的形式维持各自与国内亲友的关系。
认识和解释这些关系，到非洲寻找中国[4]，将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的某些容易被忽视的层面，即如何从脱离中国的环境中透视中国社会？
具体说，他们是如何“被派出”的？
对自己和异域有何想象？
做了哪些准备？
如何暂时告别自己的环境？
抵达非洲后，他们又是如何适应新的环境的？
遇到了哪些困难、挑战？
又是如何处理的？
他们如何解释自己的生活状态？
这一状态在什么意义上与更大的政治经济环境发生关联？
又在什么意义上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当下的社会生活？
本文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，考察中国援助坦桑尼亚医疗队的日常生活。
我们提出，援坦医疗队的日常生活处于“在悬搁中期待”的状态。
队员虽然在形体上离开了在中国的社会生活，但并未真正离开中国，走进非洲，去体验新的社会。
相反，他们在非洲的生活有意地将自己的“社会化”降到最低限度，保持最小范围的接触。
人们倾向于将在非洲的经历“悬”挂起来，“搁”在此时此地之外。
我们认为，使这一生活状态可能的是队员的“期待”，即对未来某种确定性的信任。
这种期待主要是针对“国家”所做的承诺的，也包括对家人、朋友，以及其他生活关系的期待。
正是出于对这一期待的信任，才使得在非洲的 “悬搁”成为一个可能的状态。本文所做的田野工作主要于2015年在坦桑尼亚完成，文中人名均采用化名。
本文所用的“期待”(expectation)，由莫斯(Marcel Mauss)提出。
他认为“期待”是集体思维的形式之一，它并非个体行为，而是建立在广泛的共同知识基础上，因此期待本身就是“集体期待”。
莫斯说：“我认为，集体期待的观念是我们应该研究的最基本的一种观念。
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法律和经济的生成性观念。‘我期待’, 这甚至定义了所有出自集体本性的行动。
这一概念的基本特征是其延迟性，即一个行动和另一个行动之间在时间上的分隔，两个行动建立在人们对未来可能做出某些行动的信任。它既是义务的也是自愿的、既是功利算计的也是发自内心的，其实质是道德。
在莫斯看来，这是礼物的基本含义，也是社会团结的根本。因此，“期待”是有道德性的。
这一延迟性往来(或译成“互惠”，reciprocity)的道德含义，用孔子的话来表述，就是 “往而不来，非礼也；来而不往，亦非礼也。”
通过对墨西哥东尤卡坦省的一个玛雅村庄的研究，达配兹（Dapuez) 揭示了人们对宗教和发展项目的“集体期待”是如何形成复杂的现实的。
宗教仪式致力于在短期内更新年长者的权威，而发展项目培育人们的道德、忍耐、感激，形成了一个面向子孙后代的、长时期的未来图景。
达配兹认为，依据具体发展项目的“集体期待”，特别强调了“给与”和“回报”之间的义务性和强制性，含有一种道德力量，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期待方式。
本文所用的“悬搁”，则来自胡塞尔的启发。
为了达到绝对的确实，胡塞尔认为必须暂时“悬搁”对于存在事实的信念，将此时此地的具体意识放进“括号”里，不让它起作用，以排除不确定的因人而异的感觉。
胡塞尔借用的是希腊词汇“epoché”。[7]而本文毋宁使用的是英文“suspension”这一含义。
项飚在一篇探讨“可以是移民”（would-be migrants)的文章中，分析了辽宁某地希望劳务输出的普通人“等着出国”的状态。
这一状态的重要内容，就是一种将当下“悬搁”起来、在等待中渡过。
在项飚看来，这些潜在的移民虽然未必真的成为移民，但他们同样形成了重要的社会过程，这一过程一方面来自对当下巨大生活压力的感受，另一方面又来自对“搭最后一班车”去国外赚取“第一桶金”的期待和焦虑。
本文正是在上述意义上，将“悬搁”和“期待”关联在一起，突出两个概念在跨国经验中形成的咬合关系，认为它可以较好地解释医疗队的生活状态 。
中国的医疗援外计划是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。向非洲派出医疗队、援助坦赞铁路等，是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、以及后来的“一条线、一大片”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1963年，第一支由24名医疗专家组成的援外医疗队被派到阿尔及利亚从事医疗援助工作。
此后，向非洲陆续派出医疗队，至今在非洲43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中国医疗队在工作。
半个世纪过去了，中国援外事业经历了三次浪潮，驱动力已经由上世纪60、70年代的政治驱动，经历80年代开始的经济驱动，开启了社会驱动的时代。
在援外早期，援外医疗队的选拔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，是贯彻革命外交路线的重要力量 ，故队员的选拔是非常严格的：一方面，医疗队员需要较强的技术能力；另一方面，政治过硬亦是重要指标。和西方基于个人激励不同，中国当时处于全面政治化状态，高度的社会控制使援外成为高度稀缺的机会。
对一名队员来说，获得援外的机会，完成光荣的援外任务，将获得珍贵的政治正确性。国家正是通过这种非经济手段形成援外激励，来确保国家目标和援助质量。
以1963年中国第一支援外医疗队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队员的选拔为例，“医疗队以武汉（组建）为主，但也加入了北京、上海、天津这些医疗实力较强的地方的医务人员。
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站住脚，怕被人家赶走。我们要走出去，从医疗、文化等方面援助人家，争取他们的支持。
根据当时卫生部下达的任务，选拔最先在武汉市和湖北省直属医院中进行。
首先是挑业务能力最为拔尖的医生，学历以大学本科为主，多是主治医师、科主任；同时，还要符合严格的政审条件，上溯三代都要无政治问题，平时工作积极，无任何医疗事故。
最终，选拔出一批政治过硬、技术顶尖的医疗专家赴阿尔及利亚从事援外任务。
正是因为援外的政治含义，使得当时的国家力量可以轻易调配强大的专业队伍。
在当时“政治挂帅”的大背景下，医生作为单位制中的个体是依附于国家的 ，选拔过程被动。
被选拔到援外医疗队是一种“特殊荣誉”，更无法拒绝，与其说“选派”，不如说是一种“征用”，个体很难抗拒，可以保证一批骨干的医疗技术人员被选拔到援外医疗队。
此外，参加援外获得的津贴在当时亦是一笔不菲收入，故当时的援外队员都积极相应国家号召，参与当时的援外医疗工作。
中国早期援外医疗队（除文革期间有所冲击外）因医术精湛，深受受援地区人民欢迎，尤其是援阿尔及利亚、坦桑尼亚、索马里等国医疗队。
文革结束后，中国援非政策开始调整，从之前的无偿的大规模援助转向互惠型援助，援外医疗队的规模及援助医疗点进行了缩减，医疗队的管理及奖助机制亦进行调整。
医疗体制的市场化改革，使得医生在执业过程中的政治考量变成了经济考量。
从国家到社会层面的一系列变化使得自上世纪90年代起，援外医疗队遇到了队员“选拔难”的问题，很多医生都不愿意参与援非。
JH医生的对比，主动将自己放在医疗队的“传统”之中，以前人的“极具奉献”区分自己的务实（“权衡利弊”）。
但同时，他又说前人的“钱值钱”，与现在“不一样”。相比之下，前人既“奉献”又“务实”，可谓“名利双收”，现在医生不情愿去，在他看来显然是很正常的。
我们这些医生参加援外都冒着各方面的风险的，首先，我们省南部地区情况跟其他地区不太相同，我们这属于经济发达地区，医院里算上奖金肯定比2000多美元一个月的援外津贴挣得多，所以这些援外津贴对我们没有那么大诱惑力；其次是一个业务上的考虑，要知道，现代医学进展速度是非常快的，援外两年，都是在非洲这儿干些非常简单的医疗工作，技术基本是都荒废了，回国后还要重新拾起来学习；第三，援外期间，国内科室不可能空缺你的岗位，等我们两年后回国，原来科室很可能就没位置了。
……我们援外考虑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家庭问题，自己援外两年，家里怎么办？
父母、孩子怎么照顾？
大部分队员的家属、亲人出于安全考虑，也不愿意让我们援外，我们援外前都要给家里人做长时间思想工作的。
JK队长的分析并没有历史维度，但对当下的认识却很有条理。
首先，他具体说明了现在的“钱”为什么“不值钱”：一个发达地区的医生，其奖金收入可以轻易超过国家提供的津贴。
其次，业务上的荒废让人不愿意离开，技术上保持竞争力对于一个职业医生很重要；第三，医院科室的微观环境也让人不能轻易离开；第四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医生的家庭会受到较大影响。
四种考量都说明，相比以往，国家计划与个体意愿之间，不再是简单的支配关系，而是需要高度的配合才能产生协调行动。
四个问题基本都是每个医生参与援非前都要考量的，这使得援非医疗队员“选拔难”问题在各地区都普遍存在，使得国家不得不扩大选择范围。例如与临近市级单位交换医生专业指标、借调队员，或者降低对医生的技术要求或者对医生所在医院级别的要求等。
国家最重要的变化，当属各级卫生主管部门对援非队员的新承诺。
这些承诺由一二个省级机构提出，很快产生示范效应，如今各省的承诺已经大同小异。它们包括：组织休假、探亲，规定援外医生在晋升职称时，可优先参评，而且一般都会顺利晋升。
在J省，援外医生可以优先参与国际交流项目，援外期间地方主管单位也会优先协助援外队员解决工作、家庭问题。尤其是，援外医生归国后，一般会得到行政提拔。
大部分队员认为，参与援外所给予的优惠政策是吸引医生参与的重要因素，S省医疗队队长则明确说，职称晋升的承诺是最吸引医生参与援外的。
这点从医疗队员职称结构亦能观察出来，S省医疗队24名医生中，援外前中级职称（主治医师）的医生有18名，占到了总数的四分之三；而J省医疗队19名医生中，援外前中级职称的医生有10名，占到了约一半以上，且J省无主任医师（正高职称）级别医生援外。
在援外期间，大部分队员的职称都晋升了一级。
这些承诺，多半不会写在纸面上，而是通过一个个案例构成示范效应，让后来者有信心。当然，并不能否定“征用”时代个体的能动性，相反，那一时代的派出过程，同样是具体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的产物。
但与当时不同的，今天的派出过程，是个体通过以往案例的示范效应，而产生的一种对国家力量的“期待”。
一旦这一晋升一再发生，那么即便并未写入合同，仍会鼓励个体做出去参加援非的选择。双方存在一种有道德约束力的“合同”，它既是自愿的也是强制的，既是算计的也是慷慨的，即在于一个对未来某种行动的期待。
它看上去是个人的，实际上是一整套制度、过程、交流、时空流动的产物，因此是集体的、社会的。借用莫斯的说法，这是一种延迟性的“集体期待”。
如果说援非医疗队的派出，只是再次印证了“期待”对于社会团结的意义，那么整个研究的价值或许不大。
但另一个现象，则促使我们考虑更为细致的解释，这就是派出人员在非洲的生活状态。
我们发现，这些脱离中国日常人事烦扰和家庭琐事羁绊的中青年职业人士，并没有像流行文化中常常描绘的那种职业医生那样——热情、敏锐、博爱、悲天悯人、适应力强、富有情调。
他们没有投入到异域生活，甚至很少有兴趣饱览非洲的自然风光。
恰恰相反，多数派出成员处于医院、驻地两点一线的枯燥生活中，生活单调乏味，彼此摩擦不断，甚至很多人出现心理问题，普遍产生了对在非洲生活的排斥，并集中表现在“发牢骚”上。
首先是关于非洲当地环境的，从工作环境到居住环境，医疗队员都有所抱怨。
工作环境是医疗队员们抱怨最多的，尽管在援外前队员们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了工作环境的艰苦，但是大部分队员认为受援医院的条件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。
设施落后、物资短缺、医务人员素质差，是医疗队员对受援医院的主要评价。在他们看来，受援医院（除一家国家医院外）普遍不如一家中国乡镇医院。
例如，手术经常因为纱布、麻醉药物的短缺而不得不推延；手术中途突然停电、器械故障等也常需要队员自己想办法解决；一些中国医生诊治过的病人，由于当地护士没有执行医嘱或看护不当导致病情恶化甚至死亡；在手术和医疗工作中，中国医疗队员也常常客串护士的角色。
工作上的不分科问题也是医疗队员要面对的。坦桑尼亚地区大部分医院都简单分为外科、内科、妇科、耳鼻喉科、眼科、口腔科、影像科等，远不及国内同级别医院的细致程度。
中国医生们在受援医院多要跨专业的，甚至全科，有的要在与自己专业不符的科室工作。例如在J省医疗队中，消化内科出身JS医生要负责糖尿病门诊，兼管“消化内镜中心”胃肠镜检查。
除了对工作环境，对生活环境抱怨也很多。
S省医疗队身处贫瘠的坦桑内陆地区，生活环境差。
在医疗队员眼中，他们所在的城市与繁华相距甚远，简直就是一个落后的乡镇。
第一次看到居住地时更让他们“心凉了半截”，两个农家院坐落在尘土飞扬的道路旁，生活条件“甚至不如中国西部农村”，简直是“被遗忘的角落”。
房屋年久失修，设施陈旧，停水停电频繁。
J省医疗队虽然硬件较好，但队员普遍认为生活很不方便。
驻地位于距离大陆40公里的桑给巴尔岛上，以旅游业著称，几乎所有工业品都要进口。
很多用品无法购买，只能托人从国内带来，或者到坦桑大陆采购。
同时，这里也经常停水停电，驻地曾经连续停水三个月，使得日常洗漱成了问题，甚至造成了一些队员情绪波动。
第二是关于坦桑尼亚政府的抱怨。
办事效率低下、拖沓、工作马虎草率，是医疗队员对坦政府部门的普遍印象。
J省医疗队队长多次强调，在当地办事远比国内想象的困难，政府工作人员会把一些很简单的事情拖延很长时间，并且还常常因为马虎出一些低级错误。
在他们看来，不能指望去一次政府就能把事情办下来，很多时候都要队长和翻译一次次的去催、一次次去督促，甚至有些时候要采取一些特殊“策略”和“手段”。
S省医疗队员最主要的抱怨莫过于当地政府的 “言而无信”。
例如，医疗队的医疗物资清关费用本应由当地政府支付，但是由于坦桑政府财政困难拒绝支付，这些物资被扣在海关长达两年，使得医疗队无药可用，连队员生病也只能吃过期药。
同样，医疗队驻地租金本应由受援医院承担，却也因为财政问题产生了纠纷。
因此，在医疗队眼中，坦桑政府交涉繁杂、效率低下、信用缺乏，无法跟国内相提并论。
第三是对中方后勤工作的抱怨。医疗队员抱怨住宿条件没有改善，一些日用设备没有人维护更新，甚至连油盐酱醋日用调味品都要队员自己想办法解决，似乎身处一个“被遗忘的角落”，国内国外人员都无人问津，连驻地的邻居都不知道他们是来“援助”的“中国医疗队”。
而在工作安排上，很多医疗队员认为援外医疗的目标不明确，自己就像是过来补充医院人手的，而当地医院最急需的设备、药品却不是援助的重点，这直接导致派出医生与援助设备不衔接，自己的价值没有充分发挥出来，每天在受援医院都从事一些简单的医疗活动，而援助的一些设备物资却一直在闲置。
医疗队员普遍认同欧美医疗团队的援助模式，即团队自带器械、药品，专门就某一种疾病有针对性的进行医疗援助。
此外，有的医疗队员认为主管部门管理过于细致，对于援助成绩的要求过快过高，一些医疗援助项目刚提出就要求作出成果，一位医疗队队长说到：“国内就不知道这边情况，他们不知道在非洲办成一件事情有多不容易”。
首先，很少有人主动去克服那些并不难克服的障碍，抱怨居住条件差的队员，很少会主动打扫、主动修缮，认为“反正在驻地待不长久，让下一届队员来做吧”。
刚抵达坦桑时，队员们满怀热情投入工作中，经常想办法克服各种限制，但时间的推移，队员们越来越不愿克服工作上的障碍，将困难更多地归咎于客观条件。
有的队员连日常工作也是随意应付：上午到医院转一圈，随即回到驻地，像是在“混”日子。
他们不喜欢这里，也不想改变这里，希望“熬”到援外结束。
其次，对于个人和财产安全有高度的关心。
医疗队大部分队员都不愿意一个人出门，对治安事件十分敏感。尤其是医疗队队长，将安全视为头等大事，几乎每次队内会议都会反复提到“安全”问题。
而中方管理人员对安全则进行了极为严格的规定，例如 J省要求队员每次出门必须两人以上，并向队委打招呼；接待外籍人士必须在会客室进行；游泳、外出取款都要三人以上同行。
S省医疗队则规定，全体队员的护照统一放在队部，由队长保管；队员外出必须两人以上同行，队员下班后尽量在驻地安全防护范围内活动，夜间避免独自活动，坚持坐车上下班，尽量减少步行外出等。
两省驻地则均进行了严格的防盗防入室设置，铁栅栏林立，平时大门紧闭。
有关安全问题，从省级主管部门到医疗队队员，各方意见高度一致。
但实际上，医疗队除了一次严重车祸之外，从未发生过大的安全问题，但这一意外同样被归结为安全工作没有做好。
医生在坦桑尼亚有很高的声誉，中国医生尤为如此，中国的小商贩遍及东非各大城市。日本、美国的职业人士在这里自由活动，也从未出过什么“安全问题”。
也就是说，来自社会的危险很小。小偷小摸、行骗这样的小问题所造成的财产损失也有限，很难达到威胁人身安全的地步。可以说，人身和财产的“安全”问题，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想象之上。
这一想象的基础，在于自身生活和当地生活的疏离，以及对当地人的陌生和恐惧，是一种将驻地外在于此地的努力，即一种“悬搁”。
生活难题固然是真实的，的确与派出人员在家乡的生活差别巨大。
但这些困难同样是社会建构的，是对援非状态的表述。
有趣的是，这种表述并不少见，在我们的访谈里，在援非医生钟日胜的获奖报告文学《非洲小城的中国医生》里，在中国媒体的宣传品里，医疗队员都将中非差异作为一个重点。
卫计委官员甚至多次强调，对派出人员有所“亏欠”。
这一切都说明了，派出人员认为自己是地地道道的“外人”——
对于坦桑尼亚如此，甚至对于援非医疗队也是如此。
我们说“外人”，并非说队员心散、不认同国家目标。
而是说，派出人员认为自己的“真实生活”外在于派出行动。
后者是暂时的，在自己的生活轨迹中是异于常态的、无需维系的。也就是说，派出行为背后的那个“合同”，那个对未来的“期待”，只包括来过非洲，并不包括在非洲做了什么，除非出了“事”。这同样也能说明，为什么会出现援外设备闲置、派出医生与援助设备不衔接、个别援助建筑迅速成为危房等“不可思议”的现象。
抱怨困难建构了一种与非洲的距离，这可以被称为“悬搁”——即对进入具体生活的排斥，希望自己能“悬”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之上，只保持最低限度的接触。
队员们会降低对生活质量的要求，只有最基本的需求受到威胁时，才去采取办法，医疗队员们自学做菜，自己种地，养繁殖能力强的兔子为食品，准备设备发电用电。同时，队员们基本都不愿意去主动接触当地社会，下班之后就一直在驻地，几乎不会走出驻地半步。大部分人认为没有接触当地社会的必要，甚至有队员援外两年，连驻地附近的街道都没逛过。
例如SH医生说自己也觉得日常生活挺封闭无趣，但是跟当地社会人也没什么过多联系的必要，平常的生活就是上午在医院，下午回驻地看电视，很少出去，现在就是在等着援外结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