街口烤红薯的叫卖声时时飘入耳际，不觉把我带入儿时清苦的记忆。
我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豫东农村，在那物质匮乏年代，红薯充当着填饱肚子的粮食角色，到了“青黄不接”的春天，还是抵挡饥饿的主力。
记得小的时候，一到开春，头年的存粮所剩无几，地里的庄稼刚刚返青，红薯就成了餐桌上的压轴。熬一锅红薯糊涂、烀一锅红薯，配上掺了些许白面的红薯干面窝头，凑合哄饱肚皮。那日子，吃得胃里反酸水，提到红薯就烧心。
尽管如此，红薯在庄稼人心中地位从来未被撼动过。一来生命力顽强，无论土地多么贫瘠，它都能茁壮成长;再就是产量高，掐了叶子可蒸可炒，割了秧子能当饲料。
农历二三月，气温尚末转暖，人们就开始育红薯苗。挑选粗细匀称红薯，整齐码入施足底肥秧池，覆上一层细土，浇透水，棚上塑料薄膜，将红薯严实实地捂在池子里。然后在下面的地炉烧火升温，不销半月，一簇簇粉红的芽尖便拱土而出。隔几日，掀开塑料棚透透气，洒洒水，红薯苗便争先恐后地长起来，一天一个样儿，煞是喜人。
到了五月麦收前，红薯苗便碧波涟漪般茁壮一片。割了麦子，剪下尺长的苗茎，移栽到耕耙后麦茬地里，一步一棵，横竖成行，宛如棋盘。漫过两茬水，满地的红薯苗便精神起来，嫩茎直挺，绿叶茵茵，蔚为壮观。
豫东平原的夏天，烈阳如炙，红薯吮吸着养分，一片连着一片疯长起来，大块的田地全被丰沛结实的绿色覆盖，重叠碧透，波滚浪涌，好像一幅油油的绿毯铺展原野。乡亲们干完农活回家路上，弯腰顺手扯上半篓子，揪把红薯叶下到面条锅里，清利爽口，一锅饭便生动起来。红薯梗、红薯叶子拌了面蒸着吃，拍几瓣蒜炒着吃，或焯了水浇以蒜汁凉拌，不仅增进食欲，还能使原本寡淡的饭食平添几分鲜活的滋味。记忆中，母亲还做过红薯叶杂面饼、红薯叶窝头，一家人围坐在小桌前，吃得津津有味。那年头，能有这样的饭食足以让我们过节般大快朵颐了。
入了秋，一夜霜雪袭过，满地红薯叶像失了筋骨般乌沉沉地瘫在垄上。爹带着我们走向田间，割了红薯秧，随着抓钩的上下翻动，一窝红薯便骨碌碌跟着潮润的泥土滚到脚边。清冷的晨光下，红薯的皮色泛着含蓄的紫红或淡黄，那股散开的气味，不是芬芳，是清冽的土腥气里，含着一丝若有若无、实实在在的甜。
红薯收拾回家，或入窖储存，或切片晒成红薯干、或磨芡做成粉条。等其终以完整的、干瘪的、粉状的姿态——入了窖，归了仓，冬天才像一个真正的主人，大模大样地在豫东平原住下来。这时，红薯便褪去了所有作为“庄稼”的诗意，露出了它最本真、最稳健，也最可人的面目——口粮。
清晨，揭开厚重的木锅盖，一股蒸腾的、甜腻的热气“呼”地扑一脸，满笼屉的红薯带着一股不由分说的温暖，瞬间充满低矮的灶屋，驱散被窝里带出的最后眷恋，也宣告着一天单调劳作的开始。
中午，红薯混着粗粝玉米面，熬煮成一锅糊嘟嘟、甜津津的“糊涂”。喝下去，胃里是满的，心头却总觉得空落落的，像被那过于直白、毫无回旋的甜，给掏走了一些什么。
到了晚上，依然是日复一日的“功课”——红薯干面馍。那是散的、没有筋骨窝头，出锅时是毫无生气的灰褐。没有麦香，只有一股蛮横的、单调的、近乎空洞的甜，咬一口，干、糙、涩，在嘴里盘绕着唾液难以下咽。唯一的伴侣，是那一小碟黑乎乎的、咸得发齁的酱豆子。
日子在这甜与咸的枯燥中一天天过去。那时觉得，这漫漫长冬，这眼前的、望不到头的生活，都像被这无尽的红薯给腌渍透了，从里到外，透出一股子沉闷的、甜腻的、令人绝望的气息。
唯一能让我颇觉慰藉的，是烧红薯。孩子们放学飞入秋野，偷了邻家叔伯的红薯，挖个地窑，燃一堆篝火，红薯烧得半生不熟，吃的满脸满嘴的黑，偶尔会有婶子大娘的骂声，或因此挨了父亲的轻轻扬起的巴掌，那是童年苦涩中的欢乐。 冬天里，将几块红薯投入灶火，用余烬覆盖慢烤，待锅上饭熟，热气腾腾的烧红薯也出炉了。尽管外表焦黑，但内部却甜美可口。孩子们总是吃得小心翼翼，嘴角挂着一圈“黑胡子”，那一刻，冬日的寒意似乎都被驱散了。
如今，温饱问题早已淡出人们的生活，红薯也从挡饿充饥变成了养生保健的绿色食品，蒸红薯叶、炒红薯叶、红薯干面馍更是城里人尝鲜品味佳肴，堂而皇之的摆上高档饭店的餐桌。
人的肠胃是有记忆的，这种记忆已根植于身体和生命之中，慢慢的长成了一种性格和乡愁。离开家乡30多年，那滚烫的、朴拙的甜，那粗砺的、苦涩的香，始终紊绕心头，己然成了最踏实、最妥帖的抚慰。
走在城市冬夜的街头，偶尔遇见卖烤红薯的炉子，闻着那飘出老远的薯香，忍不住驻足看上半天。买上一个捧在手里，暖着微凉的手心。小心剥开那烤得焦脆、泛着糖油的皮，热气混着蜜甜一下子涌出来，氤氲了我的眼睛。
我知道，那些藏在红薯里的烟火气，早已化作最温柔的牵挂，无论走多远，我都能循着这缕甜香，找到回家的路。
责任编辑:郭海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