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安石是一个富有使命感的人，敢于坚持己见，不服输、不妥协、不苟且，一生以变法为己任。他做事百折不挠，毫不气馁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，性格里的拗劲时常发展成一种实践理想的狂热，时人谓之“拗相公”。
吕诲上书 罗列罪状
由于新法触及官僚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，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激烈反对。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五月，变法才刚刚开始，吕诲就罗列“十大罪状”，弹劾王安石。
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二月，王安石任参知政事，议行新法。变法一展开，位于权力中心的王安石就仿佛身在疾风骤雨之中。保守派大臣吕诲等强烈抵制，匍匐于朝堂叩头至出血，向神宗上疏王安石“十大罪状”，指责王安石“大奸似忠、大诈似信”，请求罢免新法，打响了反对变法的第一枪。
吕诲列举王安石十大罪状。第一大罪状是傲慢无礼，无视朝纲。第二大罪状是前倨而后恭，有政治野心。第三大罪状是与皇上在一起时过于随便，不尊重皇上。第四大罪状是为人处世不好，听不进去别人意见。第五大罪状是用感情代替法律，撼动法律尊严。第六大罪状是不推荐贤能之人，却推荐一批奸邪之人。第七大罪状是对唐介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第八大罪状是企图专权。第九大罪状是结党营私。第十大罪状是设置条例司，集中财权、军权和政权。
吕诲罗列的这十条罪状对王安石的为人处世、政治主张、道德品行、为官治吏等各方面进行攻击，把王安石当作一个大奸臣来看待。
当时王安石深受神宗信任，正在筹备各项新法的出台，并组织朝廷大臣展开讨论，极力推进变法。但面对吕诲来势汹汹的声讨，王安石只得把球踢给了宋神宗，表示要称病辞职，看看皇帝是否有变法的决心。吕诲的弹劾着实让宋神宗震怒，神宗皇帝态度明确，表示一如既往地支持王安石，很快将吕诲贬官出京，吕诲惨败，两年后悲愤去世，弹劾风波就此平息。临死前，吕诲仍对王安石恨得咬牙切齿。他在重病中起身，张目怒视，对前来探望他的好友司马光说：“天下事尚可为，君实勉之！”这是告诫司马光，一定要与王安石斗到底。
嘉祐四友 分道扬镳
仁宗时，司马光、王安石、吕公著、韩维，四人十分友好，暇日相约游山玩水，当时人们称之为“嘉祐四友”。
司马光与王安石本来都是北宋政坛上的风云人物，如果不是因为变法立场不同，可能一辈子都是挚友。后来由于变法之争，由于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。司马光本来极为欣赏王安石。在刚开始推行新法时，王安石遭到众人围攻和弹劾，司马光还坚定地站在王安石一边，极力维护王安石。御史中丞吕诲罗列王安石的十大罪状。司马光看了之后，对其激烈言词百思不得其解，认为此论着实冤枉了王安石。但随着新法的推进，由于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，弊端也日渐显现，特别是青苗法的实行不但没给百姓带来好处，反而导致民怨鼎沸。司马光渐渐改变了主张，站在了变法的对立面，成为王安石变法最大的反对者。
王安石与吕公著亦师亦友，一开始关系甚密。吕公著后来选择了与司马光共进退，而与王安石分道扬镳，也成为变法的反对者。吕公著出生宰相世家，与司马光相比，吕公著与王安石的交情更深，经常以兄弟相称。在熙宁之前，王安石默默无闻，吕公著等人在皇帝面前极力推崇，让王安石一时名扬天下。吕公著学问精粹，曾为帝师，欧阳修说他是大宋品学兼优之士，也深受王安石敬仰。王安石曾经多次拒绝朝廷征召，并说吕公著不做宰相、不出来做官。当吕公著做了宰相，王安石也同时出山为仕。后来御史中丞吕诲被贬，王安石投桃报李，推荐吕公著接替。王安石本以为自己所提的变法主张，一定会得到吕公著的支持。没想到吕公著对于新法的反对程度，比司马光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最后二人“以故交情不终”。
韩维曾经与王安石为至交，可以说没有韩维就没有王安石变法。韩维是宋神宗登基之前的“王府记事参军”，与宋神宗是“半师半臣”的关系，经常在宋神宗面前提及王安石，认为王安石是百年难得的奇才。宋神宗刚一即位，便迫不及待地要见王安石，并安排他到江宁府担任知府。没过多久，宋神宗又把王安石调到身边，提拔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，让其终日陪侍左右谈论变法理想，王安石由此开始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执政生涯。可以说，王安石能够跟随宋神宗主持变法，韩维等好友起到了关键作用。但随着王安石成为变法的核心人物，韩维开始在变法一事上，与王安石“议论不合”，反目成仇，甚至被贬黜出京，二人也因此各奔东西。
王安石的很多好友，一开始对其变法都寄予了厚望，紧接着是失望和抗争，最后只得“恳辞勇退”，退避三舍，眼不见为净，达到绝望的境地。正如后来朱熹所说：“是时想见其意好，后来尽背初意，所以诸贤尽不从。”
“四相簪花” 政见各异
“四相簪花”出自《梦溪笔谈·补笔谈》卷三《异事》，从字面意思看是说四个宰相戴花，“四相”分别是：韩琦、王安石、王珪、陈升之，但他们政见却各不相同。
三朝贤相：韩琦。韩琦为相十年，辅佐三朝。但与王安石的关系可谓貌合神离。嘉祐七年（1062年），王安石在京出任知制诰，替皇帝起草诏令文告，纠察在京刑狱，与已是宰相的韩琦发生激烈冲突。王安石在审查鹌鹑一案时，韩琦站在了开封府一边，令王安石十分难堪。熙宁变法初期，新法执行在许多地方走了样，老百姓不但没有得到什么好处，甚至还出现一些坑害百姓的现象，让百姓苦不堪言。在河北安抚使任上的韩琦这时不但不支持变法，还火上浇油，将矛头指向王安石，直接上书神宗反对变法。熙宁三年二月，韩琦上书反对“青苗法”，认为不可能实现“抑兼并、济困乏”目的，又对“免役法”“市易法”等提出反对意见，主张用自废武功的方式换取边境安宁。不过韩琦三朝为相，敢于直谏，为人耿直，其个人品格深受王安石敬重。王安石给予韩琦很高的评价——“德量才智、心期高远”。
筌相：陈升之。陈升之表面上与王安石的政见相似，实际上反对王安石所主持的熙宁变法。为了荣华富贵，他不惜假装拥护，得逞之后又翻脸不认人，后人给陈升之送了个外号叫“荃相”。
陈升之与王安石结识后，深受王安石器重。但陈升之老谋深算，善于逢迎以取悦富贵。王安石任宰相，引见陈升之辅佐自己。陈升之心里明白不能胜任，却尽力为王安石所用，王安石为了感激他，因而让他比自己先任宰相。刚一受到重用，就请求解除条例司，并借口“宰相不为吏事（理财）”，不再参与变法。后又见朝臣反对变法，“托病归卧百余日”。陈升之虽是“熙宁变法”的早期参与者，可后来和王安石的关系变得若即若离。
三旨相公：王珪。宋神宗元丰年间，王珪担任宰相虽长达7年之久，但对于朝纲大政却几乎没有自己的独立主张。他每逢上殿奏事必称“取圣旨”，经皇帝裁断之后他说“领圣旨”，退而传达他便说“已得圣旨”。由此人们谑称他为“三旨相公”。
王珪从仁宗朝入仕，历经英宗、神宗、哲宗四朝，官运亨通，为相16年，在变幻莫测的官场生涯中实不多见。“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”乃是封建社会大部分人的为官之道，王珪可以说是运用得最充分、最典型的一个人，这也是他稳坐相位的一个原因。王珪虽非王安石一党，但是向来唯宋神宗马首是瞻，毫无原则，有王安石之缺陷而无其操守。王珪品性狡猾，刀削豆腐面面光，左右能吃，谁也不得罪。元丰八年，宋神宗病危，宰相王珪率领宰执入见，要求病危的宋神宗立储，并让皇太后高氏听政。此时的宋神宗已经不能说话了，只能点头同意。
君臣失和 孤立无援
神宗皇帝年轻有为，锐意进取，勇于改革，但他性格也存在两面性。一方面支持王安石发动熙宁变法，另一方面也会动摇对王安石的支持。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，不但要与“守旧派”斗，还要与皇帝“斗”，成为了一个孤独的勇士。
在熙宁变法初期，由于共同的志向，神宗皇帝与王安石站到了同一条船上，上下同心，变法得以顺利推进。治平四年（1067年），宋神宗即位，跟王安石有过一次著名的君臣对谈，从此对王安石信任有加，君臣之间也相谈甚欢，被朝野众臣所欣羡。曾公亮曾对苏轼感叹说：“上与王安石如一人，此乃天也。”这个时期，可以说是神宗皇帝与王安石的蜜月期，王安石提出的变法措施，神宗都会给予支持，王安石也毫不避讳地说：“与人主若朋友，一言不合己志，必面折之，反复诘难，使人主伏弱乃已。”
但变法危及到各方利益。神宗皇帝为了维护皇权，他一方面支持王安石变法，恪守“异论相搅”的祖宗之法，另一方面对王安石及变法派进行牵制，避免王安石权位太重。
在变法问题上，开始时神宗皇帝与王安石两人君臣同心，变法顺利推进，一遇到挫折，神宗皇帝心神动摇，变法难以为继，最后成了一锅夹生饭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熙宁变法是王安石一个人在“战斗”，变法注定难以成功。（作者朱虹 龙溪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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