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诞生和逝世乃人生必然，晚霞与晨曦皆光照人间。”
这是我在南京市红十字会遗体捐献志愿者办公室墙上看到的一句话。每年4月4日是我的恩师、唐仲英基金会南京五校指导老师吴瑞林教授的忌日。印象中，在老师离世之前，每年清明都是我出门踏青的日子。但自从老师离去，每年这一天我都会把自己关在家里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看着他生前送我的最后一个笔记本，看着内页里画着的中国地图，我就又想起他说的那句话——“想家的时候，就可以看看这个地图”，便更是泪流满面，彻夜难眠。
为此，我求助于现年81岁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教授吕秋云老师。她是我国重大灾难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先行者，在1994年克拉玛依火灾、1998年南方水灾、2003年非典疫情、2008年汶川地震、新冠疫情相关的心理干预工作中，都能看到她忙碌的身影。
此外，她还开展学术研究和培训班，组织编写《现代心理治疗手册》，用一个章节专门介绍危机干预和丧亲干预。在65岁退休后，吕老师有了更多精力去研究创伤治疗和哀伤辅导，系统学习了眼球运动脱敏再加工治疗（Eye 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Reprocessing,EMDR）技术，并将其广泛应用于临床。
请教吕老师，其实源于很多方面的原因。一方面是为打开自己的心结；另一方面，我平时会经常接触很多遗体捐献志愿者的家属，为解决自己在学习EMDR技术方面的疑窦，更好地抚慰逝者家属，我也十分需要吕老师指导我进行丧亲哀伤的辅导。
如约见到吕老师，她一如既往地慈祥而温暖，顶着一头银灰色的卷发，笑盈盈地看着我说：“我现在仍每周出3个半日门诊，能帮助别人是我最大的快乐。”紧接着，吕老师讲述了既往的一个典型案例，介绍她如何帮助患者处理亲人离世的哀伤情绪。
这位患者是一位40岁的女性。5年前，她的妈妈罹患胰腺癌去世后，她一直情绪低落。在向吕老师介绍情况时，这位患者仍悲恸不已，泣不成声：
“成年以前，我和妈妈的关系并不亲密。生下第一个小孩后，妈妈一直帮忙照顾，我开始对她有了依赖。她生病后，我找最好的大夫、用最好的药，还是没能留住胰腺癌晚期的她。当时正值新冠疫情，我又即将临盆，缺席了妈妈的葬礼，没能和妈妈作最后的道别，这是我一生的遗憾！而自此之后，我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，一提到妈妈就会全身发抖，不停地哭……看着天空，我就会觉得妈妈在看我。”
吕老师介绍，哀伤辅导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正视痛苦，适当表达对死者的感情。在了解情况后，吕老师认为患者经历的是一种延长的哀伤，将其诊断为抑郁状态，而不是抑郁症，随后为她进行了四次治疗。患者在做了三次治疗以后开始好转。
第一次进行哀伤辅导治疗时，吕老师告诉患者，在亲人离世后，我们的哀伤反应是正常的。同时，她鼓励患者尝试和妈妈“对话”，替妈妈给自己写信，让她替妈妈做一个心灵花园。这一疗法被称作“稳定化技术”，旨在在患者心中为妈妈建立一处平静之所。
第二次治疗时，患者虽没表现出烦躁，但仍然情绪不好，闷闷不乐。吕老师为她进行了“资源植入”。她请患者为妈妈去世对其造成困扰的程度打分，主观困扰评分范围为0~10分，0是没有困扰，10是最大的困扰，患者打了7.5分。
之后，吕老师请患者想三件令其感到幸福的事，增强她的幸福感。在这一举动后，患者的主观困扰分数降至3分，即轻度悲伤焦虑，但能感觉到幸福。接下来，吕老师继续让患者对痛苦的回忆进行再加工，对附着在痛苦回忆上的消极认知及躯体反应进行脱敏。
“想到妈妈去世，你最糟糕的情绪是什么？希望自己应该是什么情绪呢？”吕老师温和地问患者。患者答道：“最糟糕的是内疚与无力感，我希望自己认识到自己已经尽力了。”此时，患者的主观困扰分数为7~8分，躯体反应为胃部发紧、全身出汗。
随后，吕老师开始反复为她实施眼球运动双侧刺激，同时让她再次回忆妈妈的去世，每一次结束都会询问她的感受。在多次尝试中，患者经历了痛苦、害怕的过程，直至第八次，她终于可以释怀。
一周后，患者进行了第三次治疗，吕老师请她尝试去为妈妈扫墓。
又过了一个月，他们进行了第四次治疗，这时患者情绪平稳，可以平静地和家人谈论妈妈了。
“她痛苦了五年，实际上是因为她太爱自己的母亲了。其实对亲人的爱和哀伤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情感。”吕老师认为，丧亲哀伤是正常的情绪。许多面临亲人去世的人都需要心理教育和慰藉，他们需要知道，自己可能会有什么反应，这种状况大概会持续多长时间，对此自己要如何处理。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延长，或发生扭曲的病理性哀伤，那么患者可能就需要接受治疗了。
“作为治疗者或者陪伴者，应该为丧亲者播撒希望的种子，让其相信痛苦终将减弱，生活终将被赋予新的意义，让生命的繁花再次绽放。”吕老师的一番叙述，让我了解了丧亲哀伤辅导程序的同时，也令我慢慢打开了心结。（文：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姜海婷）
责任编辑:李欢
